一、批判与继承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的反映，又推动着社会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华文明史依据不同历史的不同内容分为三个阶段：“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默念以至今日，是为世界致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方交涉竞争之时代。”“中世史”大体相当于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孕育了浓厚的传统文化，如灿烂的古代文明、悠久的文学艺术、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务实求新的辩证思维方式、耐人寻味的智谋和智慧等。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都发生了激烈的变革，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学派、不同思想，主张“仁政”的儒家、“兼爱”的墨家，“无为”的道家，或是主张“法治”的法家等都在多元的政策取向和活跃的学术氛围中以自己的思想和标准去游说各国统治者。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交锋中相互激荡，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繁荣局面，影响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时就已成为欧洲的名人，他的思想曾是反对欧洲君主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对美国民主的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唐宋以其文化政策的包容性和民族融合的高度发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繁荣的高峰。唐代统治者实行科学制度，为士人打开了较为宽阔的入仕道路，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走进文坛，史学、书法、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唐代儒、佛、道并存体现了其包容多样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多种文化间的交流。宋代继承了唐代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人才、优礼儒士；提倡儒、佛、道三教并重，宋学理学就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吸纳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而形成的，造就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对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对其加以改造、吸收、利用，把它熔铸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批判和吸收并重的原则，“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大体相当于“近世史”，经历了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解体与重建过程。这一时期，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欧美风雨狂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发生了危机。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打垮，它通过内在的自我批判和创造性转化一次次焕发出生机。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汇通使中国知识分子勇敢地直面现实，他们敢于批判传统的旧文化，敢于宣传和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敢于采用新形式表达新观点。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的发展困境必须从西方思想那里寻找观念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以这种激进的方式反对和否定传统文化，无疑对文化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但20世纪初期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多样化的，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自由主义，有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

陈序经在20年代中期也提出“全盘西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又不合乎现代的环境与一、觉醒与探索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儒家文化体系在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的思想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仁、义、礼、智、信”等文化传统在改造国民、引导中华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统治下，儒家文明不可避免地被统治者所利用而变得扭曲，人民群众的思想被禁锢，这种文化专制最终导致封建小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社会高度腐败。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末期的中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潜伏着许多危机，而此时的西方工业文明正在蓬勃兴起，东西方历史走向出现反差。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代表两种文明较量的鸦片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的失败打破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迷梦，少数有志之士开始走上艰辛的文明探索之路。19世纪四五十年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翻译西方书刊。林则徐在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要改变中国不断战败的形势、抵御外国侵略，就要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到19世纪70年代，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不仅主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即从文化路径上“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时，“儒者不言利”之说开始被谋利致富的价值观所取代，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传统心态遭到重创，但少数“开眼看世界”的爱国开明之士已具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对中华民族的成长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到风口浪尖，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认为时代变化了，人们的生存态度就应发生变化；他还著文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变“用”不变“体”进行了总结，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变”，必须从文化价值理念上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不仅注重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而且强调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在顽固的封建思想链条上打开了缺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们其中很多人是日本、欧美留学生，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有更敏锐的认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建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的权威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现在被打倒，这对人们的心灵是一次大的震撼，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华民族探寻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不断遭受挫折，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已无法对抗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进化论、天赋趋势，故不得不彻底全盘西化”[5]。他们激烈批判中国传统，主张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与西化思潮相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夸大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其主要代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的《人生观》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定位和奠基意义，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必然带来道德的沦丧，西方文化不能解决精神文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中国固有文化，要维护传统文化与道德。针对“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文化思潮，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等人就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要超越激进与保守两个极端。张先生说：“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成为‘综合创新论’。”[6]这种文化观以开放的胸襟和平和的态度，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摒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固定模式，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理论的总体思路和基本主张。这三种思潮在20世纪整个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映射着如何对待西方外来文化的问题。对待一切外来文化，我党一贯主张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正如所说：“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二、创新与超越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特殊阶层,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使命，是我国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力军。近代知识分子作为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特殊群体，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传播新文化、改造中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西方强势文明的猛烈冲击下，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生热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对如何处理传统哲学的框架和概念与西学作出了不同反映。“中体西用论”不过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缓兵之计，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胡适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以近代文明来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社会。对待中西文化，要么绝对好、要么绝对不好的形而上学观是错误的。19世纪末期，受近代进化论的影响，严复明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复古的价值取向，肯定西学积极进步的价值取向，主张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西结合的现代新文化。相对于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和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在探索和改造传统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进步。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不断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历史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传统文化内核的继承、发扬和创新。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面对意识形态多样化形势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曾遭遇严重挫折，特别是之后，一些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开始断言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将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越来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其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在蓬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它诞生以来，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创新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延续和保持了它的强大生命力。

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产生如此重要的推动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样才能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话语权、主动权。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认清它们的本质，分析和探讨它们产生、发展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科学评价其社会影响，以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思想共识。哲学社会科学担当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当代世界各种文化思潮对话和沟通的重任，担当着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地位的历史使命。必须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到这些学科领域中，尽快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作者：王婧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