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概念及我国的实践

行政行为已经作出，即使具有某种瑕疵，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都将被作为合法行政行为来对待。[1]行政法上的公定力原理直接表达的一个理念是：行政行为自其成立之后，不管合法与否，若非无效行政行为，就产生了一种拘束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的效力；在未经有权机关依循法定程序、根据法定理由撤销之前，无论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行为所指向的相对人、行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还是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都有尊重它的义务，不得任意对抗或否定之。

行政行为有限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除外。[2]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葡萄牙等国就持有限公定力的观点，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实，公定力原理并非实定法所明确规定，它只是学者对现实制度安排的一种诠释。按照法治主义的要求，违法行政行为应该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但是，各国通常的制度安排是，由国家权威机构而非私人、通过法律规定的事后程序来确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而决定其是否实际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而在此之前，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若直接对抗或者不服从行政决定，法律可能会要求其承担更为不利的后果。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基本上采取的都是直接采信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不管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多么重大的违法情形，除非当事人通过救济途径来消灭该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司法实践的上述做法，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执法水平普遍偏低、行政执法环境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存在重大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直接予以采信，不但没有尽到司法权对行政权干预的职责，相反，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不利于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

第二、不符合司法经济的本能，加重了当事人负担。经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发现存在重大的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当事人要通过救济途径进行解决。救济途径一般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复议程序，如果当事人仍然对行政行为不服，还需提起诉讼程序。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有三难，即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而且经过上述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的当事人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使当事人对通过救济途径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失去信心。

二、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符合人们的公正观念。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罗伯斯曾言：“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已明显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法庭直接不予认定，这就使人们认为法律是公正的，符合人们的公正观念，会使人们对法律产生尊重感，有利于人们公正观念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行政法治。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法治的原则明显相悖，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这类行政行为直接予以认定，作为定案的依据，等于向行政机关发了一个错误信号，司法支持违法行政。并且，我国目前行政行为的监督网络和救济系统还不完善，行政责任体系还不健全，若为保障行政的即时稳定全然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极易助长行政违法。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特别是目前我国行政行为状况不容乐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越权行使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状况下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尤显重要。

第三、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重大瑕疵的行政行为法庭不予认定，直接否认其证据效力，减少了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麻烦，减少了相对人的救济成本，使相对人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与行政为民、司法为民相统一。

第四、有利于培植公民的权利观念。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很强大，公民权利不受重视，人们普遍缺乏权利观念。表现在对政府的态度上，行政高高在上、官贵民贱、权大于法等观念还很有市场。而权利观念是法治观念的重要内容，法治观念又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这一点更显重要。如果对明显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直接认定其效力，这将助长人们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对于培植人们的权利观念是不利的。相反，对重大违法行政行为的直接否定，不认定其效力，有利于培植公民的权利观念，从而有助于推动法治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培养行政主体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使其更具有责任感，从而促进依法行政。

从实践角度，以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行为为例，可以看出建立行政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可行性。

2003年10月17日23时许，某居民刘某驾驶赛欧轿车，载杨某等5人，沿J省路由南向北正常行驶，至J省路JH段立交桥北约150米处时，因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民警违规查扣乔某所驾驶半挂车，致正常行驶的赛欧车一头撞到横在道路上的半挂车车厢上，酿成五死一伤、赛欧车报废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了2003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刘某的亲属不服该责任认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某市公安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申请重新认定，复议机关于2004年1月7日作出了第2004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维持了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2003128号责任认定书。

2004年1月12日，五位死者亲属以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查车行为过程违法、致事故发生为由，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请求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赔偿死者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计120万元。被告抗辩：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答辩理由之一是2003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做出，刘某承担全部责任，被告指挥交通的行为没有过错，因而没有责任。该责任认定具有推定效力，并向法庭举证了该责任认定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关键是责任认定的行为性质及地位。根据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诉讼法律硕士教材对行政行为的界定，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作出或可以归属与行政主体的，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或与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相关的，并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3]该责任认定是由行政主体，即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依照职责作出的，并对事故的双方产生了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因而，行为性质应为具体行政行为。该责任认定书是被告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根据诉讼法的规定，该责任认定书属于书证。

笔者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关于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规定，不具备证据的效力。对于违法的即具有重大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应采有限公定力观点否定其证据效力。首先，根据《证据规定》第55条的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

要求；该证据的取得程序违反了规章的要求，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件。从本案来看，（1）该案系五死一伤的特大事故。根据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第1条第3款及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条规定，应由某市公安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首次责任认定，JH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系越权管辖。（2）两次责任认定均没有告知原告听证权利，剥夺了原告对证据质证及举证权利，违反了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3条的规定。

其次，根据《证据规定》第56条的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据的提供人与当事人是同一人，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证据真实性的要件。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某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民警违规查车造成的，因此，该大队是该案的利害关系人，依法应自行回避。然而，被告某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违反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6条的规定，拒不回避，强行做出推诿己责的责任认定。

因此，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不具有证明力。同时，该证据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本身存在重大违法的情形，应属无效行政行为，对其效力应采有限公定力原则，法庭应直接否定其效力，不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同时，该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也仅属相对司法认知事项，允许在存在合理争议和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予以推翻，与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的观点一致的。该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定》第68条第4项规定的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法庭不能直接认定。两责任认定书的违法性，上面已经做了全面的阐述，不再赘述。从形式上看，该证据仅属相对司法认知的事项，允许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裁定的形式直接确认特定事实的真实性，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在本案生效之前，仅具有形式上的证明力，并没有最终确定。司法认知并不意味着调查程序的终结，案件事实只能在做出裁决时确定下来，司法认知并没有最终确定案件事实真实性、结束调查程序的作用。为了保证司法认知的正确性，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质辩权，审理法院在采取之前和之后，都应当给当事人提供反驳的机会。当事人对司法认知的事实反驳，应当提出初步的证据证明。与司法认知的一般原理一致，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只能对明显的并且没有合理争议的事实采取司法认知。[4]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告对责任认定书提出的争议是合理的和明显的，比如违法性等内容，按照《证据规定》第68条的规定该责任认定书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也说明了对这种明显违法且存在重大瑕疵的行政为采取的是有限公定力观点。

从行政机关的独占判断权上进行分析，也允许对其取得的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违法的证据不予采纳，这是世界各国的通则，也与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观点不相矛盾。在美国称为不可审查之事实：某一法律可以排除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进行任何司法审查，但不能排除对程序或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5]

由于该案责任认定书中存在大量的检验和鉴定的内容，对于上述内容，某县交通警察大队具有独占判断权，因为这些内容都是纯技术性的。对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法官的特长，对法律问题审查的范围和决定的权力很大，审理法院甚至可以用自己对法律问题的结论去替代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法律结论，但在涉及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事实问题的判断上，县交通警察大队显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具有这方面的特长，审理法院应当尊重某县交通警察大队对此作出的判断，而不能用审理法院的意见替代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意见。但是，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独占判断权仅限于纯技术性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方面，对于某县交通警察大队采纳的纯技术行政证据是符合法定的表现形式，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审理法院有权进行全面审查。因为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证据的收集采纳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本案中责任认定书的违法性已经论述的很清楚了。既然法院可以对其违法性进行审查，就有权对其效力进行判定。这种行政行为当属无效行政行为，应采有限公定力的观点，直接否定其效力。

《证据规定》第70条也仅对生效的法院文书和仲裁文书确认的事实规定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如果发现法律文书和仲裁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终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6]并没有规定像责任认定书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文书和仲裁文书的效力，也没有规定在存在重大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程序。这说明，对存在重大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庭可以直接否定其效力，不作为定案的依据。体现了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观点。

《证据规定》第70条的基本基本含义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其确认的事实无需再经过证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生效的裁判文书和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问题，一般都采取中止该案审理的做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生效的判决、裁定的错误，再恢复该案的审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和仲裁机关裁决文书确定的事实具有免证事实的特征。生效裁判文书和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之所以具有免证事实的特征，是因为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具有即判力，其依据的事实属于预决事实。比如，前一个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被确认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行政赔偿诉讼中就有预决作用，不必再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可以直接作为行政赔偿诉讼的事实依据。预决事实之所以不必证明，一是因为该事实已被生效的裁判文书和裁决文书所查明，并予以认定，无需再证明；二是因为该事实已被生效裁判所拘束，这种拘束包括事实认定的不可更改性。

而对于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比如道路事故责任认定等相关行政行为，所确认的事实问题有违法性或者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并没有规定可以中止案件的审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这说明法庭可以直接否定其证据效力，也体现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明显违法的行政所持的观点即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

[参考文献]

[1]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实践探索[C].燕园法学文录。

[2]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6。

[3]姜明安。行政法与政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96。

[4]张树义。行政诉讼证据判例与理论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55。

[5]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22。

[6]李国光。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