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论

所谓基础就是指将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联结起来的那部分内容。具体而言，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构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一）社会分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基础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活动中的劳动分工，是对社会活动中的不同部门，以及生产中的不同工序配置不同的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从而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分工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由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和与外部协作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的起源、发展与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的不断加剧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社会大分工出现，商品交换逐步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出现分工。在此ZHIJIAOSHIHUA职教史话基础上，职业教育开始真正得以产生。“作为教育门类之一，并且承担着特殊的任务和使命的职业教育，则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及社会职业的产生与发展出现的，职业教育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对传播与延续专门性职业知识的需要”[3]2。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发生了剧烈变革，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职业观，这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3]23。社会分工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分工也使人的交往不断扩大、深化，人的活动范围、人的能力发展空间和层次不断地拓展和升华，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可见，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演进，更不会有社会的发展进步[4]。职业教育为进入职业领域的个体做准备，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而改变。比如，“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分工非常细致，致使技术的传授与学习也日益分化与专门化”[3]116。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经济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复杂与成熟程度的不同，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特征。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和它们所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纵观职业教育史与人类社会经济史，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包括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层次结构等问题，均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多种要素发生变化时，对职业教育的规模、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5]。职业教育适应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主要通过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即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部门所需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使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并导致职业教育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生产工具由青铜器进入铁器。铁农具的使用促进了牛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带来冶金业和其他手工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职业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再如，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鼎盛，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昌盛的时代。“隋唐时期，学校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各种传授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历算和与化学有关的医药学等学科，以及具有实用性质的专科学校非常发达”[3]75。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动力，离开动力，发展和创新就无从谈起。自然科学中的动力机制，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及其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因素或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国家重视、设置官职推动和制度化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尤其是农业，他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汉代一度形成，‘劝农立本，当世急务’的社会认识”[3]55。有些最高统治者还会以身示范，表达对农业教育的重视。“天子耕种籍田是古代统治阶级为了提倡和鼓励天下重农和务农而进行的率先垂范活动，目的在于引导天下风气，稳定农业生产”[3]80-81。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技术教育经验。从而使得职业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6]。比如，“武则天当政为皇时，同样特别重视加强农业教育与教化。她一贯重视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她命令有司编辑撰成《兆人本业记》一书，并且颁行天下，用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3]81。

（二）设置官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设管教民”就是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官员，负责传播农业新知识和新农具的应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汉代，设有大司农宫,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各地方的三老、力田等官吏，都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着[3]56。汉武帝晚年,赵过创造了代田法、新农器。为了推行他的新耕作法，朝廷命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学成之后负责教民。“北宋末南宋初，宋代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任本地劝农使一职，成为宋代官制，而劝农职责的履行情况也成为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这样一来，地方官劝农的活动更加频繁、有效”[3]92。元朝时实施劝助农耕、发展生产的重农政策，设置了专管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并任命了劝农官，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教民耕种[7]。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化

制度化教育主要所指的是正规教育，也就是指具有层次结构的，按年龄分级的教育制度。制度化教育是人们为了捕捉生产剩余、社会分层和文化更新而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利益，而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和调整时所产生的具有正式化、规范化、等级化、集权化及至科层化倾向的教育[8]242-243。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9]。“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专门科技人才的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在中央官学体制中不断出现培养专门科技人才的科技专科学校。尽管此时期这些学校并未形成系统的体制，但它们为中国古代科技专科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培养科技职业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3]56。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式论

每一种事物都有一定的运行程序和方法，教育也不例外。尽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错综复杂，但人们还是努力去抓住关键要素，进行简洁的概括归纳出可以认真把握的操作策略和程序来，这就是教育形式。通俗地讲，教育形式指的是教育活动方式的形态，是人们在充分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而产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教育方法、方式、策略、理念于一体的实践模型。教育形式是教育活动的中介之一，也就是说，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教育活动时所必须依赖的一个中间环节[10]。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主要有学校教育、艺徒教育和家传教育三种形式。

（一）学校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古代中国社会未能得到独立的发展，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职业技术教育也曾部分地演变成学校教育形式。在我国奴隶社会，存在世袭制度的职官教育，称为畴人之学；在秦代官府中有“学室”作为训练吏员的机构；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培养官吏的官学中出现了大量专科学校，包括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其职业性教育的意味更为浓厚[11]。比如，在唐宋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官学的主体仍是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同时，也设立了适应统治需要和各专业机构需求的专门学校，主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如书学，专攻书法和文字学；律学，专攻律令等法典及法例；算学，专攻数学。医学，则分为医学、针学、按摩和咒禁四大科，其中医学科又进一步细分为体疗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药学，专攻药物学等[3]76-78。

（二）艺徒职业教育

以非正规的教育方式进行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者的技术教育，这是农业社会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艺徒制是以教育等级制为基础，以师傅管教徒弟为主要方法，以技艺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形式。艺徒制教育是中国古代诸如工艺、美术、制器一类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这种制度产生于商周时期，到唐朝形成。在宫廷作坊、官营作坊中都普遍存在，并且形成了与手工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艺徒训练方法。“官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较为系统和发达的艺徒教育和培养制度，这成为古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该传统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结束[11]。“唐代官营手工业中培养手工技术工人的艺徒制度主要由少府监具体管理”，“唐代艺徒训练中的师傅或教官由官营作坊中的工师担任”[3]84。中国古代艺徒训练从一开始就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而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即“示范———模仿”的方式。注重基础和运用；注重课考其“诚”和“效”；注重总结、提炼和交流[12]。师傅示范并且讲解，再由学徒来模仿，学徒也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学到技艺。

（三）家传职业教育

世袭家传是我国古代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主要体现在家庭手工业生产中。在家庭手工业中最早出现了师徒培训的雏形，也就是父子传艺活动，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技代代相传，“族有世业”的情形。掌握科技知识的某些人，对技术知识依靠代代相传而实行垄断，这其中父子世代传习工艺技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家传职业教育对于形成与发展我国举世瞩目的工艺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唐代之前，在手工业者培养方面长期采用家传世袭的方式[3]83。唐代之后，畴人世业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强化。比如，明太祖就规定，钦天监人员永远不许动迁，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所以明朝中央一级的天文历法教育采取世业相传、子承父业的方式[3]105。至清代，各地许多名牌产品，如杭州“张小泉剪刀”，北京名酒“莲花白”等，皆为家传的世业。

四、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源于把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类比，生物有机体的构成单元是细胞，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组成了生命和生命的过程。基于这种社会观，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各部分彼此之间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功能主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将社会各部分进行分类，构成社会的功能模块，探讨作为系统的社会与各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模块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是指职业教育发展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的功能又可分为实用功能和价值功能两种。职业教育的实用功能注重教育方法、技术和经验，注重职业教育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关注个体的现实存在，立足和回归现实生活。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强调“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等，具体来讲，就是注重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是否得到充分张扬，人的主体人格是否得到自由发展等。传道、授业、解惑，塑造人的灵魂，是学校教育的根本职责所在，对职业教育来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看，职业教育的功能直接体现在知识传授、政治统治和文化传承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知识传授功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职业教育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中介。任何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仅仅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记载，是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职业教育从其产生之初，就承担了知识传授的功能。“为了将这些职业领域中已有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传播给下一代或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专门传授这些所谓‘职业技能’的教育在原始社会开始出现”[3]2。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一方面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将人类先前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承下去，为新的科学发明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再生产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由此，创造出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直接发展生产力[13]149。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统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现在它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社会统治、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教育，还是西方古代教育，其政治目的多于教育本身的目的。在较长时间内过多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功能。从秦汉开始,与儒家学者企盼相反的一种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成型,这即是由李斯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其核心恰恰归拢到“政统”的统帅之下[14]。在此大背景下，职业教育时常沦为为政治服务、培养治国英才的工具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助手。比如，“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隋唐时期的一些职能部门大量招收学生，传授专门的职业技术，也成为隋唐独具特色并且卓有成效的职业技术教育类型，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3]78。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传承功能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文化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文化传承在人的教化与培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字和科学技术为人类传递和保存文化提供了各种方式和可能，从而可以避免由于人类个体生死交替而造成的文化流失和断裂”[15]380。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积累了无比珍贵的职业生活经验，拥有十分丰富的职业文化遗产。传统职业文化中具有的一些积极因素需要职业教育来将其发扬光大，这又主要体现在对职业道德的继承和对职业意义追求两个方面。在职业道德方面，职业教育着重要继承传统职业文化中的“义利统一”工作观、“真诚守信”工作准则、“爱岗敬业”的事业态度[16]。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17]。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经验性事实，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事实，在于它在事实上是不是切实有效。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常怀敬畏之心，而不是轻率地将其与今天的职业教育发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也许就是笔者阅读本书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作者：皮江红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