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通能力并不指向于某一具体的专业领域，它是对具体能力的整合，是一种“元能力”。这种重视综合能力的人才观，客观上要求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共通能力。再次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趋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多维度教学目标，是对传统的“双基教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发展和扬弃。新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需要注重学生“知、情、意”整体和谐发展。人的发展不仅仅是认知的发展，学校也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现代教育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更关注人的发展的整体性。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对高等教育也是适用的。最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内涵发展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此前的精英教育模式需要向大众教育转变，大学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基于当前知识更新变化日新月异的事实，人们认识到，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比学习多少知识更有意义，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具有高度自主建构性和迁移性的能力对大学生而言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共通能力的内涵。“共通能力”正逐渐进入大学教育教学的视野。培养共通能力，对提高大学生综合文化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共通能力的培养应该落实到每一门课程，尤其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来说，培养学生的共通能力尤其具有特殊价值。英语课程在当前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重视外国语教育是当前世界教育的趋势，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是对大学生素养的基本要求。所以，大学英语教育中学生共通能力的培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英语教育与共通能力：一个文化哲学的视角

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教育是非母语的语言教育。英语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只有从文化的层面来观照英语教育，学生才能真正理解英语，并能正确地运用它，不致产生误读，这是培养其英语能力的前提基础，共通能力的培养也才是可能的。对于英语课程中大学生共通能力的培养，以下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共通能力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语言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人类的知识是通过语言而形成的，人类的思维通过语言来把握客观外部世界，或者说，语言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重要中介，尤其是理性思维，更离不开语言。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语言对于人的重要性。从教育的层面上来看，人的心理发展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志结构，认知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而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建立在掌握语言基础之上的，任何知识都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人通过语言来学习知识，理解知识。这也是为何越是低龄儿童，语言的学习越重要的原因。语言是最基础的交往工具，只有学习语言，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社会化”才是可能的，人才能成其为人。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来掌握知识，在学习与运用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提高能力，所以，语言能力是所有能力得以形成的基础，并且基于语言能力的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共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类型的差异对外语学习的影响。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和常态化，学生不仅要学习母语，也要学习外国语。以汉语为表征的中国文化与以英语为表征的欧美文化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类型，对此，学界相关论述颇多，故不赘述。那么在不同文化类型背景下的语言学习，是否具有特殊性，这是笔者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语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持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其文化类型相近，那么他们相互间的交流就相对容易，但是，如果这两个民族的文化类型差别很大，那么相互间的交流就会很困难，甚至会产生语言与文化上的误读。例如，将英语的“Dragon”和汉语的“龙”对译，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虽然这两个词汇在词源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与蛇有关，但差异更为突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英文中的“Dragon”则是邪恶的象征。相对而言，中日之间语言上的这种误读则要少得多，日文中的某些词汇甚至不需要翻译，直接拿来用中国人就能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则在于中日间要比中英间的文化隔膜少得多。对中国人来说，日语、英语都是外国语，但在学习过程中，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从宏观的大的范围来看，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同处于儒家文化圈，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有相同之处，语言也是这样。英语教育则不同。英语背后的文化是基于希腊文化基础上的欧洲文化，它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是巨大的。中国文化一般被称为“乐感文化”，中国文化注重“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面达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2]西方文化则有十分突出的宗教色彩，因而一般被称为“罪感文化”。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其实质是文化类型的差异。

第三个问题是能否脱离文化来学习语言？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心态始终十分复杂。“天朝大国”的历史文化心态使我们在潜意识里是不认同、不接受欧美文化的，学习外语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目的是“师夷之长以制夷”，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育之所以举步维艰，与这种国民心态有很大关系。与当前外语学校“门庭若市”不同，当时的外语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在创建之初却是“门可罗雀”的。由于国情的原因，当前的外语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仍是持批判的立场，这对当前的外语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热衷于某一种语言，却拒斥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代表了许多人在学习外语时所怀有的文化心理。更有意味的是，由于相当一部分英语国家经济比较发达，其背后的文化也显得强势，与欧美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相对处于弱势，这使得很多人缺乏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尊，对西方文化无原则的批评和无原则的推崇，构成当前外语教育中的文化生态。这种不够健康的文化心态使得我们很难真正了解英语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因而我们也就很难真正理解英语这种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由于缺乏走进西方文化的诚意与能力，我们的外语教育的功能也只能是工具性的，这从反面说明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综上所述，英语教育中共通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才能正确运用英语，才能做到与他人的有效的沟通，不致因语言的误读而造成相互之间的误解。

二、英语教育中学生共通能力的培养：问题与思路

从共通能力的培养来看，当前的英语教育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教育理念的“去文化”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相当一个阶段，我国外语教育由于学生入学水平低下，一直将技能训练放在首要地位，人文素质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比重很小，导致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少”[3]，外语教育的这种技能性和工具性的价值取向，造成外语人才的“匠气”较重，缺少“书卷气”。外语教育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要符合我国的教育目的和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综合素养与专业素养相得益彰“，专”和“博”具有统一性。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知识对英语学习构成知识和文化支撑；另一方面，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本身就具有文化性。但英语语言的文化性并不能自动呈现在学生面前，需要自觉地去挖掘。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造成了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只能是机械的和刻板的，难以真正走进英语，也难以和他人用英语做有效的交流，跨文化的交流建立在对对方语言和文化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需要具有共通能力。二是英语教学存在的应试倾向。这不仅存在于英语教育中，而是一个普遍问题。不仅英语教育如此，甚至我们的母语教育也未能免俗。不论是母语教育还是英语教育，重“语”轻“文”的现象都很突出。课堂教学就像流水线一样，丰富的具有生活性的语言被分解了，成为标准化生产的一个个部件，语言本身的美感、整体性被消解，人文性遁于无形，剩下的就是一个个考试的题型和一个个应试的技巧。在英语教学中，学生缺少对语言的亲切感，只有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难道这就是英语教育的初衷么？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在以应试为唯一目标的英语教学中，学生们只是提高了自己的应试技巧，英语运用的实际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说，我国的英语教育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如果说应试也是一种能力的话，那这种能力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事实上，正是应试倾向的存在，造成了外语教育中的“高分低能”，学生们的外语水平只能在考场中才得以体现，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其背后则是心不能思。僵化的支离破碎的语言知识难以转化为语言能力，共通能力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英语教育中学生共通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在观念上确立英语教育的人文性，是大学生共通能力培养的前提。人文素养是综合素养，它不仅是词汇、短语、语法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只有理解欧美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运用英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的运用方式集中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4]。一个民族如何说话，是和这个民族如何生活相一致的。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方方面面，对学习英语来说都是必要的。一方面，教师在英语课堂上需要自觉加强英美文化的介绍；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某一个词汇、某一个的短语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演进过程。所以，走近生活，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学习语言，注重理解，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感受语言的美，正如我们读李杜的诗歌能够产生共鸣一样，这样才能真正走进英语的文化世界，语言能力才能形成。

其次，英语教育中大学生共通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有效的母语教育基础之上的，加强母语教学，可以更有效地在英语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共通能力。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当前我们的英语教学正在陷入一个“邯郸学步”的境地，一方面，对英语国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认同使得我们在文化上甘于“被渗透”和“被殖民”，“中国文化在无意识之中已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切并自觉维护后者的利益，而且在言语、思维、理论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5]；另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却导致对外国语言和文化有效理解的前提被消解，我们丧失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基础，也丧失了有效学习和理解英语及其文化的立场以及前提。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不会说话”了，说的虽然是汉语，用的却是英式语法，句子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现出学问和层次。母语能力的弱化造成对外语理解上的困难。加强母语教学，也是培养学生共通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英语教育中共通能力培养的前提。因此，在知识结构上，英语教师努力做到“学贯中西”是十分必要的。学好母语，才能真正学好外语，这就是英语教学中的“辩证法”。

作者：于兰马楠草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