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统治阶级都认识到了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性，进而把思想道德教育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并注重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达到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在明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教育途径体系，主要表现为:教礼乐育贤才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承家规正家风的家庭思想道德教育，淳民风善民俗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教育途径体系，大大增强了明代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维持了明王朝276年的封建统治。

关键词:明代;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思想道德教育途径是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联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桥梁，能够承载和传递一定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信息，直接关系着思想道德教育目标能否实现。为了维护明王朝政权的稳定，统治阶级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途径体系，从不同角度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

1教礼乐育贤才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

“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在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认识到治理国家除了需要军队、监狱等机构外，更需要的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强调“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下令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以官学、社学和书院为主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网。

1．1国子监的思想道德教育

国子监是明政府设立的中央官学，有南京国子监、中都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等三处。国子监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是为国家培养官僚的主要机构，国子监里的学生大多是皇家贵族的子弟，即官生，也有少量来自民间的学生，即民生，他们被统称为“监生”。国子监的教学制度包括坐监和历事两种。坐监，即在校学习。监生们学习学内容是统一规定的的，主要包括国家律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和《孝顺事实》等。历事，即从政实践。监生历事的种类较多，除了根据历事部门和内容不同而分的正历和杂历外，还有根据历事时间长短而分的长差、短差和随事派遣。朝廷以监生们在监学习的成绩为主要依据，把他们分配到不同部门历事，从六部衙门到坚守城门，历事的时间期限也不固定，一般为三个月或半年或一年。为了便于管理监生，国子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监生参加监内活动，须穿戴整齐、遵守监规;上课时，监生们必须向老师作揖行礼，站着听讲;监生们每天的功课任务繁重，但都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未完成的监生们须接受惩罚，如每三天背书一次，背诵讲解全不通者，打10大板;每日写字一幅，一幅16行，一行16字，没写完者痛打。国子监的监规禁例条目繁多，囊括了穿衣、饮食、洗澡、就寝、走路、外出、上课等所有方面，对监生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教育和管理。

1．2地方官学的思想道德教育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诏令:“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于是全国各地兴起了大建学校的浪潮，府学、州学、县学遍地开花。据史料记载，明代每府、每州、每县至少有一所学校。为了保证地方官学的教育质量，政府对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也进行了限定，府学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是最多的，人数为40人，州学、县学依次递减十人。五经和六科是明初地方官学的主要教学内容。洪武二年(1369年)，明政府下令规定府、州、县学学生，每人专治一经，礼、乐、射、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六科分教改为礼、射、书、数四科同教，这一做法被明中后期统治者延续。地方官学生员的选拔十分严格，由守令到各地去选拔，被选中的对象须“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择人补之”［3］。地方官学对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为了规范学生的行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礼部颁“禁例十二条”，为了让学生们铭记禁例，将所有禁例都刻在了卧碑上。管理条例对学生一天的学习和生活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早上学习经史、法律;早饭后，学习四书、礼仪、音乐、算数;午饭过后，学习射箭。

1．3社学的思想道德教育

社学是由朝廷倡导、民间创办的半官学性质的小学，被认为是州学、府学、县学学生的预备学校。洪武八年(1375年)，明政府下令在全国广建社学，诏书指出:“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痒，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赌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及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4］，于是社学遍及了全国各地。为了让社学能够获得较好的发展，中央政府下令禁止地方部门干预社学的设立;为了让学生们获得良好的教育，政府对社学的教师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定。明中后期的统治者也很重视社学的发展，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都下令要求大力发展社学，让民间子弟入学学习。据《明史•杨继宗传》记载:“成化年间，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明代社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沿袭宋元以来启蒙教育的内容，也有一些明代所特有的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类:一是传统启蒙读物，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二是宋元时期著名理学家所著的启蒙读物，如朱熹的《小学》，程端礼、程若庸的《理性字训》等;三是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四是明代社学所特有的《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和《孝顺事实》等。表面看来，明代社学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基本的启蒙教育，其实更注重的是对伦理道德和本朝律令的宣传教育。明代统治者也试图通过鼓励手段让社学生员学习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1387年)规定:“社学生员，凡诵读律诰的，赴送京师，礼部较其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

1．4书院的思想道德教育

明代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发展态势与官学相反。元末战乱使得各级各类学校遭到破坏，明初统治者推行的“置州县学而罢书院”的政策将书院推入谷底。明代书院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初百余年，大兴官学，书院被压;第二阶段:正德至隆庆年间，官学开始衰落，书院兴盛;第三阶段:万历以后，书院成为心学传播的主阵地，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是聚徒会众，以讲为学。书院的教育形式大体分为考课式和会讲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服务于科举为准绳。考课式书院的教学以科举为目标，以学习科考内容为主，成为科举的附庸。会讲式书院以发扬学术为重，以讲求理学为主。在明中后期，会讲式书院是书院教育发展的主流。明代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且渐趋于正规化。书院都有自己的规约，即“学必有约，会必有规，规以佐约”。由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朱熹创办的白鹿洞学院的学规被推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所有书院的学规基本都是遵照着此学规制定的，而《白鹿洞学规》的首条规定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紫阳书院，它的首要学规就是要求学生遵守《白鹿洞学规》，正德时期的太守熊正方在重修紫阳书院时，把朱熹的学规勒石刊布，作为师生为学做人处事的准则。

2承家规正家风的家庭思想道德教育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国家有序运转的基础，所以我国自古至今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并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明代家庭教育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天子之家到平民之家都很注重家庭教育，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2．1家训的思想道德教育

在明代，从天子之家到平民百姓之家都很注重家庭教育，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家训。洪武二年第4期周的玲:论明代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34(1369年)，朱元璋命人将其制订的制度、律令编为《祖训录》;洪武九年(1376年)，进行修订;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再次进行修订，并更名为《皇明祖训》，明代首部皇家家训正式编修成功。除此之外，明代的皇家家训还有《诫诸子书》《圣学心法》和《内训》。《内训》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家训，它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帝后撰写最全面的家训。地方许多民众也为自己的家族撰写了家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郑氏家训》《庞氏家训》和《药言》等。郑氏家族被明太祖称赞为“江南第一家”，《郑氏家训》是当时地方较具有代表性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看过后发出了“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的感概。《庞氏家训》是庞尚鹏结合祖辈及本人的人生经历编写而成，其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庞氏家训》的体系比较完整，基本涉及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禁奢靡、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和端好尚等8篇。为了便于对儿童和妇女进行教育，《庞氏家训》中还采用诗歌形式编写了大量的训蒙歌和女诫篇。《药言》是姚舜牧所作，主要内容包括姚舜牧所承的父训和他本人的人生体会。《药言》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包括治家之道、子女的品德教育、重视养生教育和性保健等多个方面。

2．2“家长”的思想道德教育

统治阶级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家长”加强对子孙和家人的管教。古代家庭中男性尊长一般为父或者祖父。“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意思就是说子孙不遵从父或祖父的教育，父或祖父可以对其进行惩责。明代“家长”是一个家庭中的最高统治者，一般由德高望重、辈份较高的人担任。不同类型家庭，“家长”由不同辈份的人担任。主干型家庭，祖父健在，则由祖父担任;祖父去世，则由父亲担任。核心型家庭，则由父亲担任。“家长”在家中的地位，犹如皇帝在国中的地位，家中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家中的妻妾、子孙、奴仆及寄居在家中的亲属，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子孙必须接受“家长”的教育，违令者重罚;违反“家长”的教令，“家长”对其惩罚时若发生致伤或致死的事情，若断定为无心过失，则不会治“家长”的罪。明代的许多法律赋予了“家族”惩罚子孙的权利。权利一:对于违反祖父母和父母教令的子孙后辈，父母和祖父母可以杖打他们一百下;权利二:对于殴打或者辱骂祖父母和父母的子孙或其妻妾，父母和祖父母可以将他们杀害，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过失杀人，不会追究祖父母和父母的责任。“家长”是家庭权力的核心，子女后辈的教育都由其控制。

3淳民风善民俗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

宗族在宋代宗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明代出现组织化的特征，成为地方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构;“老人”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明代乡约的类型多种多样，且都是以社会教化为根本目的。宗族教育、老人教化和乡约构成了明代社会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3．1宗族的思想道德教育

宗族是连结家庭、沟通社会的重要组织，被认为具有“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功能，是明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祭祖和修谱是宗族教育的主要形式。明代祭祖活动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志，根本目的是培养后辈对祖先的孝心，最终使族人“入事父兄，出事长上，敦厚亲族，和睦相邻”。祭祖，是每个宗族成员的义务，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不按时出席者要受到一定的惩罚。祭祖时，族长或族长指派专人向族众宣读宗谱、宗法族规和皇帝的上谕。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全生理，勿作非为，被列在了许多宗族家训之首。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和大明律令都是宣读的重要内容。一些家族在每月朔、望二日，定期召集族人，进行伦理纲常教育，使族人遵纪守法。修谱是明代各宗族的重要任务，被摆在了宗族活动之首。为了保证宗谱及时补充更新，修谱时间都有明确规定。古人重视修谱的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来维持封建等级秩序，加强宗族内部的血缘关系，使“后之观吾谱者忠于君、孝于亲、悌于长、慈于幼、别于夫妇、信于朋友、睦于乡党、学于明师，发奋于青云之上，以前光裕后”(汪佩文《梅林汪氏宗谱》，1948)。

3．2“老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老人”制度是明政府加强基层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明代“老人”制度设置于洪武年间，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天下各郡县推荐一名德高望重、办事公正、善辨是非、能让民众信服的年长者任“老人”一职，负责处理民间的民事、杂事。由于“老人”治理社会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明太祖下令废除各府州县的“老人”职务;洪武二十七年(1395年)，又恢复“老人”一职，让他们来处理夫妻吵架、争田夺宅等事务。凡未经“老人”审理而向上级越诉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明代“老人”在社会中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劝民为善。劝民为善是设置“老人”职位的首要目的，明代统治者曾多次下令要求“老人”要教诲百姓，为善去恶。为了更好地教化民众，明太祖朱元璋还专门设立了“木铎老人”，在乡里宣讲“圣谕六条”。二是劝耕督产。“老人”具有丰富的农耕经验，而且威望又高，深受百姓尊重，利用他们督促民众生产能推动农业的大发展。为了让“老人”能够有效督劝百姓勤于耕种，明政府下令在各村推行“老人”击鼓劝农制度。三是调解纠纷。调节纠纷是“老人”的基本职责，主要是调解夫妻、邻里之间的纠纷，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了充分发挥“老人”的职能，明初还在乡里设立了申明亭和旌善亭，作为“老人”裁决争讼的场所，许用竹篦荆条，量情决打。

3．3乡约的思想道德教育

乡约是依据是地缘关系或者血缘关系而建立的一种民间组织，是居住在同一个村的村民为共同抵御外敌，保护共同财产，加强村民教化，规范村民行为而组建起来的。王明阳在《南赣乡约》指出“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明代乡约以宣扬教化为目的，其主要内容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入约之人进行思想教化，并约束和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其形式大都以宋代吕氏乡约为蓝本。乡约在嘉靖、万历以后几乎遍及全国，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权，最典型的是安溪黄氏乡约。黄氏乡约是黄怿根据安溪的实际情况，参照其他乡的乡约制定的。黄氏乡约规定了行乡约的具体程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教化的内容。首读“圣谕六条”，次读吕氏乡约，再读陈氏乡约，最后读本县禁约。吕氏乡约和陈氏乡约都对父子、兄弟、夫妻、邻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号召村民们相互帮扶、互相监督，严格遵守乡约，共同形成美好的乡风和民俗;本县的禁约基本囊括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代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家庭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等多种途径的相互配合，使明代思想道德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大明王朝维持了276年的封建统治。明代思想道德教育三位一体的途径体系，对我国当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明代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体系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明代思想道德教育途径体系的新生性价值，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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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的玲 单位：安庆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