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历经半个世纪，期间的每一个曲折回转、每一次突破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改革背景息息相关。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考察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有艰难的探索，更有激烈的争鸣。

1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阶段

1948年—1957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异化为人民银行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在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下，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命令执行信贷计划。从1969年至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在这样的行政隶属关系中，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不过是政府贯彻信贷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不难看出，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这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所独有的局限性特征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更加有利于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局掌控，增强了政策贯彻的畅通性。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层次时，这种银行体系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忽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价值规律无法有效地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调节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基层金融机构成长缓慢，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和动力，起不到经济润滑剂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单一金融体制。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理念发展缺乏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处于“禁锢”期。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控制性的金融管理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完全符合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个银行体系有力地集中起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较旧中国的经济面貌，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得到完全颠覆，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国家颁布了“银行六条”，通过信贷和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使国家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取得了利用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以严格的行政指令作为措施手段，因此相应的制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控制性金融管理思想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和行政权威，以行政指导为主要实施手段，也使金融管理具有政策特征。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的，不仅受短期政策目标影响，还受执行机关的意志左右。这种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使得金融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实施经济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只有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社会主义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克服这种思想弊端的改革要求才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2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权管理的职能，指导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有关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理论。计划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居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政府主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管理职能逐渐的转变为监督管理。简要地回顾金融监管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发现，注重规则监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第一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主管部门体系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基本上保留下来；在主管内容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审批制渐次得向核准制转变、更在一些领域内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等等），但是，对金融机构而言，政府方面“主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现实正处于监督管理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管理”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与此同时，“监督”职能开始凸现出来。1978年—1983年，理论界形成了对中央银行性质与职能的一致看法，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1984年1月，人民银行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样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起点。在金融改革初期，各家专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并将原有的信贷计划推广到四家国有银行，对信贷计划执行的合规性监管是我国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初始安排，另外，人民银行同时履行着金融机构审批、金融秩序整顿的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迈出了依法监管的第一步。但是，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尚不系统，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松。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不完善催生了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形成了金融业数量扩张和机构竞争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这是学界和政策界都始料未及的。随后所展开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都始终围绕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各种行政性直接调控工具被重新启用，人民银行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对一些新兴金融业务严厉禁止，以约法三章和信贷计划指标为凭据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大规模的临时性的稽核检查。至此，理论界和政策界形成了控制性监管制度思想。在我国，对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始于1993年，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检查的内容基本上都只能满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至今，监管工作的开展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15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队伍成百倍的增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和竞争有度的金融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加快增长和取向市场的经济改革。1993年以后，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法规，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金融监管迎来了“法制之年”，1995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法规，对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措施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新变革，许多政策措施对控制性金融监管进行了弱化，譬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改革、监管组织体制调整等。由此，控制性金融监管逐渐弱化，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的相关措施开始逐步得以推行。但是，理论界仍然存在控制性监管思想的基本倾向，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体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遗留的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中调整与突破的脉络，由弱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向审慎监管思想过渡的局面。执行初期，由于金融控制思想的遗留，审慎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在冲突中，控制性监管思想逐步弱化，审慎监管思想逐步构建。

3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央银行监管重心经历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从市场准入监管向全过程系统化监管转变；从合规性监管开始向风险监管转变；从外部监管开始向强化内部控制转变；从一般行政性金融监管开始向依法监管转变。显然，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审慎监管思想开始形成并逐渐强化。随着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深入发展，我国微观审慎监管思想得以强化主要体现在受金融危机和国际监管趋势的深刻影响，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思想的强化和宏观审慎监管思想的构建上。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思想得到了强烈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于微观审慎监管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不仅不能被忽视，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关于这一点，理论界的声音是一致的，似无别议。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学界对微观审慎监管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微观审慎监管作为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不仅不能被忽视，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理论界的声音是一致的，似无别议，学者们已达成共识，提出微观审慎性监管关注的是微观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和风险性审慎监管。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说明，近年来，微观审慎监管在制度形式上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完善，但是金融监管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未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全球化加快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新步伐，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进一步催生了思想的变革和制度的改进。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探讨又掀起了新的热潮。中国如何构建新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理念，成为了理论界的当务之急。理论界与金融界在实践中探求政府监管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均衡、构建我国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的新理念。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完美的，有学者认为，金融监管的发展实质上是经验化过程，是被历史上的紧急事件驱动的“实验”和“错误”构成的经验化过程，而不是正式理论驱动的。回顾历史，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来引导这些改变。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机构和条例？为什么某些机构和条约一直存在到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对银行的判断还继续影响着对政策的思考：金融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审慎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成本，另外，政策制定仍然是一件经验和实践的事情，几乎没有对理论原因的任何关注。

作者：崔鸿雁 单位：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