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铜光范文第1篇

这类铜像基本上是参照北魏的金铜佛像而来的。由于北魏精美的佛像本身数量也不多，20、30厘米以上的即使不加伪款也已价值不菲，所以有些伪造南朝金铜佛的造型在参考北朝佛像时又会添添减减，率意为之。殊不知用今天考古学的标型学即所谓器物排队的方法一排比，肯定不是服饰就是光背、四足，再不就是莲花瓣的形制上出问题。因为古董商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东拼西凑、似是而非的东西肯定经不住推敲。

有几件已被中外学术界肯定并尊为标准器的南朝佛像，乍看似乎没问题，但实际上疑雾重重。之所以至今无人质疑，相当大的原因是经过前代权威认可，后来学者相沿旧说，未加深究耳。

这方面的典型之例，仍举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金铜佛像（日本永青文库藏，高29.2厘厘米）（图1） 。

此像原为端方旧藏，收入《陶斋吉金录》，题为《宋韩谦造像》。绘有线图，佛座像为束发式肉髻，着通肩大衣，胸前及大襟部衣纹成U形，双手作禅定印，趺坐于方形叠涩四足台座上，身背后为大火焰光背，台座侧有铭文∶

元嘉十四年岁在丑邴朔五月一日，弟子韩谦敬造佛像，愿令亡父母、姨子、兄弟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

此像的具体出处不明。如果这尊像没问题的话，它将是南朝造像中有铭文可证的最早的单尊金铜佛像，属南朝造像的开山之作，在学术史上弥足珍贵。

巧合的是近年山东莒县文物管理处也从废品收购站征集了一尊元嘉二十一年（444）款《皇甫员造佛坐像》（图2），其样式与端方旧藏元嘉像完全一样，只不过没有鎏金，铭文亦有出入 ∶

元嘉二十一年岁在甲申三月二十一日弟子皇甫员敬造佛像，愿令亡父母、姨子、兄弟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

更不可思议的是，笔者前年访美时又在纽约的古董商的图录上发现了一件同为元嘉二十一年《皇甫员造佛坐像》，样式与前两件完全相同。如此即产生了疑问，作为失蜡法铸造佛像，一次只能铸成一件，一般情况下，佛像多为孤品，即使是多尊，样式大致相近，也不能毫厘不爽，这是蜡型本身所决定的。（图3）

从莒县元嘉像看，细部铸造不精致，铜质生硬，手部作工等诸方面都远逊端方旧藏像，但光背后的铭文与元嘉十四年端方像相差七年，按照常理，样式完全相同但年份相差七年的情形是说不通的，从各方面分析莒县像是伪作无可疑异。

纽约的元嘉像似乎外表要圆润些，但也很难使人相信，在南朝金铜佛像如此罕见的情况下，距今1500年前的如此样式相同的南朝金铜佛像能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现，同时出现 三尊宋元嘉像，连带端方旧藏像也有待细考。

实际上端方像本身也有致命破绽 ，即光背往上收的角度过于尖瘦，同时代的不论南朝还是北朝的佛像光背样式找不到近似之例，台座的样式与北朝同时代佛像相对比起码提前出现半个世纪之久。为此笔者另有小文，内中详细地分析了数尊可疑的南朝佛像（见金申《佛教美术丛考》），数年前写作时还不知道美国也存在同样一尊元嘉年佛像，如今又增添了美国一尊，更可证笔者以前的推断不诬也。

这些伪像的制作地应据山东莒县不远，这不禁使人想起清末潍县的著名金石学家和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年）。陈氏举凡青铜、陶器、印玺、封泥、佛造像都有精品收藏，在近代收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藏品今已失散，其所藏封泥数百方是现今东京国立博物馆封泥的重要奠基馆藏品。但陈氏在收藏同时也仿造了许多青铜、碑刻名品，至今已有多例为学者所指出。潍县距莒县不远，很容易使人想起或与陈氏有关连。

南朝的佛像本来即极稀，带铭文的更是绝无仅有， 端方旧藏像虽不知所出，但毛公鼎原为陈介祺的镇宅之宝，陈氏逝后，家道衰微，毛公鼎遂为直隶总督端方所有。如此推断，端方旧藏 的元嘉金铜佛像很可能也原属陈氏。潍坊是清末 伪造青铜器的大本营， 这三藏元嘉年佛像说不定都出自潍坊。

此外还有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弥勒佛坐像》（图4， 铜鎏金 高29厘米 美国菲利尔美术馆藏）发愿文：

元嘉廿八年岁在辛卯……刘国之令齐郡为父母造弥勒像一……德成佛道

此像笔者也不看好，主要仍是光背的形制过分瘦削，台座和衣饰等各方面的疑点与元嘉十四年造像大同小异，光背后字迹浮浅，很可能也是伪作，说不定与上三件元嘉像也是同一作坊的产品。（图4）

笔者多年来注意单尊佛像，可发现出自同一作坊的佛像分布于海内外公私收藏单位，颇有趣味。如下的三尊同署南朝宋景平年的佛造像就分别出现在大江南北。

如宋景平三年（425年）《张法造弥勒佛立像》（内蒙古包头博物馆藏）、景平元年（423年）《王世成敬造弥勒佛像》（陕西榆林发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以及近年笔者在福建厦门私人收藏处发现的同属款为《王世成造弥勒像》，即是出自一人之手的伪造南朝佛像（图5－7）。

包头的造像发愿文为：

宋景平三年正月十日，张法敬造佛像一区。夫妻普为四恩六道、法界众生但升妙果。

榆林景平像的发愿文为：

宋景平元年正月十四日，佛弟子王世成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过父母、现存夫妻，为四恩六道，法界众生，但升妙果。

福建的造像发愿文为：

景平元年？月十九日，佛弟子王世成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过父母现存夫妻，为四恩六道、法界众生，但升妙果。

以上三尊像，发愿文内容榆林景平佛像和福建佛像如出一辙。虽然地隔南北数千里，形制和衣饰却大同小异，只不过榆林佛像和包头佛佛为四足座，福建的金铜像为覆莲花座而已。

从光背上可看出，三件铜像无论是大形轮廓还是细部纹饰都极为近似，所犯的致命伤也是相同的，即都是超前出现了瘦桃形光背。

北朝早期佛像光背呈大舟形，整体宽阔而长，开张跨度宽阔，极富力度。光背底边可延至造像脚踝，顶端尖拱形较为钝缓。时代越晚，光背外形越趋秀美轻盈，顶部呈锐角状，有的底边也喜上收，整体呈瘦桃形。这三尊铜像明显瘦弱轻佻，拘谨内收，与南北朝初期造像雄阔有力的光背不可同日而语（图8） 。

三像的四足方座，正中呈尖拱形诿牛上有覆莲台座。样式乍看似有古意，仔细推敲也靠不住。对照北朝早期造像可看出，北朝佛像四足面及横梁宽阔 ，.诿哦喑驶鹧孀椿蚯钩状，而这三像的四足细瘦，尖拱形的诿牛是唐代小铜佛上最常见的样式。（图9）

再看莲座，早期莲肉突起成台状， 丰肥饱满的大莲瓣形一直到唐延续不衰，至宋元仍有余风。 而这三尊像莲台低矮，莲瓣平板，每瓣分为二球状不明显，莲瓣如此简略，莲台萎缩退化 均不合早期造像形制。（图10）

此外还有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藏陈太建元年（569）《徐大智造观音立像》（铜鎏金 高22.6厘米 ） 发愿文：

太建元年十二月十日，徐大智为自身造佛像及六道四。

朝铜光范文第2篇

西汉连弧纹昭明镜

汉文景时期，铜镜制作随社会经济崛起，出现铜镜纹样翻新，疏朗明快，长足进步的局面。此时镜面直径放大，镜壁趋向敦厚，镜缘较宽，侧面纹饰略微突起，镜钮以球型代替先秦桥型弦钮，镜体出现条带式铭文，“西汉连弧纹昭明镜”，该镜直径11厘米，圆型、圆钮座，圆钮座外一周凸弧纹带及一周内向十二连弧纹带，两圈短线纹带之间有铭文“内而清质以而昭明，光而象夫日月而泄”。镜中铭文多现“而”字，这在汉代不是断句符号，而是作为铺垫字用，皆因“而”字横平竖直，不塞不散，书体工整。有装饰字之美。细观该镜书法犹如雕刻，以篆书为基础，方圆兼用，行笔多以隶书笔法，书文既有笔意又有刀味，是篆向隶转变产物，且圆钮小于后来的东汉、魏晋铜镜，这是汉镜中期典型特征。

此镜最重要特征是连弧纹为12个，区别于一般汉镜八连弧纹常例。1992年国家文物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铜镜图典》中注明“十二连弧纹铜镜以往均在江苏扬州出土”，可见从地域来看，此面十二连弧纹铜镜是扬州当地特制，在汉镜中属于稀少品。我收藏的此面汉镜品相上乘历经两千多年，黑漆古包浆凝厚，光亮如新是不可多得的佳品。

王莽时四乳四螭纹镜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自立新朝虽与西汉政治经济制度有异，但在铸镜风格上基本是继承发扬。王莽时期铜镜纹饰表现手法仍然是以阳线勾勒轮廓为主，但更加细腻工整。构图格局仍以乳珠间隔，中绘制翔鸟、走兽、花蕾、射线等象形纹饰，最常见手法是减地平雕，雄浑的造型与古朴稚拙手法糅合，有明显的复古倾向。王莽新朝时规矩镜最为盛行，规矩原是指木作工具，在汉早期画像里常见伏羲、女娲手执规矩形象，以示他们是规天矩地造化万物之神，王莽新朝时铜镜以规矩镜为流行也迎合了新朝权贵在政治上崇古的主张。

新莽四乳四禽镜直径12.3厘米，圆形、圆钮座，座外一圈平素纹，再外两圈射线纹饰，四周座乳，乳间四螭形配草叶纹饰，宽平素缘。此镜通体黑漆古偶露水银泌，表面包浆皮壳略有起壳，犹如黑夜天空星光闪烁。

汉、莽镜距今2000年左右不锈之原因主要是制镜采用近似现代“镏锡法”，即将锡汞合金涂搽在镜面，继而加热，使汞升华而获银壳表面镀层，经过千年以上缓慢升华氧化，银壳面渐成黝黑色，此类现象行内称“黑漆古”形成2000年不受潮湿因素影响的保护层。

王莽篡汉逆历史潮流大搞复古倒退，随即短暂亡国，但王莽朝在金属铸造工艺上尤以悬针纹饰为著名，这在今天来看来也是历史一流，此面铜镜工艺流畅传神，疏朗明快的布局给人以豁然舒展之感，堪称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品。

隋代铜镜瑞兽争先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通过南征北战，灭了陈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60多年天下纷争的动荡局面，隋一统天下虽不到30年，但隋代金属工艺尤其是铜镜铸造却在魏晋铜镜工艺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为后来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王朝灿烂辉煌的铜镜工艺奠定了基础。

隋瑞兽铜镜，直径13.8厘米，圆形，圆钮。布局沿袭汉晋铜镜分内外区遗风，外区纹样繁密与内区主图相映。内区主图纹为高浮雕四兽相间，分布有致，草叶纹补空，四兽似马非马为异兽类在同向绕钮作奔驰状。四兽躯体丰腴，四肢劲健，肌体起伏入微，精神奕奕，神采飞扬。有的发毛耸起，四首顾盼；有的头上长角，尾鞭上卷；有的张口昂首，狂奔嘶鸣。四兽均呈一种豪放，奔腾，争先恐后，狂喜得胜姿态。瞧!四只兽脖上扬，后蹄腾空，前蹄举足腹下紧贴肚皮或蹬成几乎直线。那种狂放不羁，拼命争先的意境是一种健康向上且充满生命力的呼唤!

唐双鹊鸳鸯如意镜

双鹊鸳鸯如意纹唐镜，圆形，圆钮，直径12.5厘米，高浮雕弦纹，立体感极强。中图上下为两只鸳鸯覆翅站立，羽翼微翘，左右为双鹊展翅飞翔，腿尾舒展。六大如意云纹环绕，内外双圈之间又有十二朵如意小云纹整齐环列。镜体布局构思脱俗，鸟儿动静结合，情态动人，云纹灵巧精秀，似云雾环绕，视觉效果极佳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类鸟纹铜镜与同时期花纹镜，海马葡萄镜均为扬州制镜主要品种。

宋带柄仙人镜

经过唐宋和五代社会动乱，北宋开国，国家趋向统一，社会经济生产得到复苏和发展，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宋代铜镜突出成就表现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造型上继承汉唐代圆形和唐以来八瓣菱形、宋改为六瓣菱形，还创造了钟形、亚字形和接近现代意义的有柄圆形铜镜。宋镜纹饰多以缠枝花草、苍松虬枝、仙人神女，鸟兽鱼虫、云烟楼阁、泉溪流水、嶙峋山峦、婴童嬉戏为主要纹饰，这是因为人们经历唐代繁荣社会生活后，宋人审美情趣趋向自然界和崇尚生活安宁。

宋铜禁较严，所以宋镜不如汉唐铜镜厚重，镜壁轻薄，且宋合金工艺也不如前代铜镜，纹饰也不如汉唐铜镜纹饰清晰利落，而呈现出纹饰模糊、线条粗不流畅，尤其是北宋末期和南宋的一些素面铭文、符篆、星座、咒语等制作简略的铜镜，几乎没有美学可言。但带柄的仙人镜却是夺人眼目的创作，它的面世对后代的影响极大，乃至现代许多带柄的玻璃镜也是对宋代的借鉴。

我收藏的宋早期带柄仙人镜，直径10.9厘米，重359克，圆形、无钮、长方柄，窄平素镜边。镜面主纹饰为神仙龟鹤图，其格局三分法，上部明月当空，桂树环绕，枝条苍劲，疏密有致。中部树下端坐一仙，右边立一侍，左边仙鹤展翅俯首。下部神龟昂首爬行，柄为莲花荷叶图。经查铜镜图典资料为龟鹤齐寿镜，而本人以为主题表达的是观世音紫竹林说法之故事，坐者为观世音，立者为善财童子或龙女，龟鹤、荷莲、桂树均为佛教吉祥之物，此镜由于年代久远浮雕轮廓尚清晰，但细部特征已模糊，留传至今仍属难得。

明“连中三元”铜镜

连中三元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理想。

连中三元旧称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名，他们分别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古代扬州也有连中三元的典故，曾在城区一条古巷内产生过三名状元，他们是唐代王昂，宋代李易，吕溱，故此扬州人称此出状元的古巷为三元巷(今经城市拓建，先后易名为三元路，文昌中路)。

朝铜光范文第3篇

古代一两银子等于多少钱

我们常常看到古装戏里用银两做钱的单位，那么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也很想知道，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得出了初步的答案。不过，这里声明，笔者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利用从网上查到的讲历史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推算，获得一个感性认识罢了。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这里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两白银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根据以下描述：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 再有：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1元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晓林在网上查到了如下记载： “上白米（石）九钱五分 中白米（石）九钱二分六厘八钱 下白米（石）八钱三分 白面（斤）九文 银每两换钱一千文” 还有 “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 根据1石=100斤=70公斤计算，而粮食价格以2元人民币/公斤计算，可得到以下平均值： 1两白银：约值17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2元 结论 根据上面的推算，再考虑到 1黄金的价格比其他的更稳定，应当着重参考 2现在白银已作为工业品，所以现在的白银价格参考价值较低 3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很快，现在的粮食相对价格比古代便宜很多 4尊重古代的兑换比例 5凑整数，便于换算，便于建立感性认识 所以，笔者建议，今后遇到古代的货币单位，采用以下换算系统，即方便又有感觉： 1两黄金=人民币2000元=10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200元=1000文钱=1贯（吊）钱 1文钱=人民币0。2元 另外：1石米=1两白银 声明：以上结论不是学术观点，只作为老百姓观看古装电视剧，武侠小说时换算之用。 验证 下面提供一些古代数据，便于验证晓林给出的换算方式，提高感性认识： 唐朝九品官月俸5石米=唐朝时，初级公务员月薪1000元； 清朝六品官员年俸45两白银=清朝的局级干部，年薪9千元；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些当官的，那个家里没有个几千万的？ 乾隆初年，捐一个道台需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银子=花270万就可以买个厅级干部当当，明码标价。

朝铜光范文第4篇

这套明信片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封套，封套上写明了出版缘由，内容如下：“清太医院旧有铜人一尊，系学针灸之古代仪器。民国成立，太医院裁撤此铜人，移往历史博物馆陈列。二十二年春随第三批古物南迁彼时，本会第二十次理事会亻几（需造字）即吾提案，由会函历史博物馆，拍照铜人相片正面、背面、侧面各一张，由会制成邮政明信片计三张一组。因拟出售每组定价大洋一角五分，望好古诸君或针灸专家不可不存留一组以资参考。北平市国医公会制” 。从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套有经历、有故事、耐人寻味、可挖掘的明信片，它使我联想起了有关历代针灸铜人的传奇故事。

北宋王惟一首铸“天圣铜人”

针灸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针刺和灸法的总称，主要是用针刺和物熏的方法，由外治内，通过针刺穴位经络以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针灸铜人就是一具在体表上标有经脉或穴位的人体模型，用于初学者学习掌握经脉穴位及教学考试，也作为药铺的一种特殊标志，方便病人掌握外治方法使用。古代针灸铜人的命运多舛，大多经过朝代的更替，也都历尽磨难，但它始终是传承有序的，为此，医学界的人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铜人的研究。

公元1026年宋仁宗执政时期，北宋医官王惟一开始组织校订古代针灸学的著作。不久就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在编著针灸图经的过程中，王惟一体会到形象的针灸模型比仅有的文字记载更能让人理解，于是设计了针灸铜人的方案，得到宋仁宗肯定后开始铸造。

王惟一的生平历史，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里，除了记载他有丰富的针灸学知识外，还提到他“尤工厉石”，也就是说，他还在雕刻艺术方面很有实践经验，这为铸造铜人奠定了基础。经过王惟一和铸造工人的共同努力，公元1027年，两具身高七尺五寸（相当于现在的173～176cm之间）的铜人被成功地铸造出来了。因是宋天圣年间铸造的，所以后人又称此铜人为“天圣铜人”。

铜人用青铜铸成，是一个姿式端庄，与真人大小相似的青年男子形象。铜人躯体四肢相连部分有着榫头络瓣，可以拼拆，体内还装配有五脏六腑，膈膜和脉络也刻得清清楚楚，脏腑可分可合，彼此连贯，与躯壳的部分是内外适应的。铜人表面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每个小孔还铸有穴位名称。铜人表面还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通身共有穴位657个，穴名354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先人们已经开始用黄蜡涂满铜人表面，向铜人体内灌满水，然后拿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先人们常常以此考查医官院学生的成绩。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被北宋朝廷视为国宝，两座针灸铜人一座放置宋朝的医官院，用于学医者的观摩练习，另一座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与大相国寺的宏伟建筑相呼应，被称为汴京八景之一。

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下落不明。公元1127年，宋朝为金所败，两具铜人一座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另一座则流落到湖北襄阳。金军之所以看重针灸铜人，除了针灸铜人在医学领域的价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它的铜的价值。后来，南宋赵构登基后不久，有人将流落到襄阳的北宋国宝针灸铜人呈送给了南宋的朝廷。然而，针灸铜人只在南宋保留了很短的时间，就因软弱的南宋政府俱于蒙古军队的势力，于1233年无奈地转送给了蒙古军队。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将铜人放置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但此时的铜人表面已变得昏暗难辨了，最后也不知其所终。

医学史家赞誉说：王惟一创制的针灸铜人是举世罕见、精巧绝伦的人体医学教学模型。事实上，它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医学教育本身。他是医学科学、工业技术和艺术灵感的巧妙组合，是华夏文明造就的一件奇世珍宝。今天，透过针灸铜人的发展历程，人们能够感受到中华传统医学中源远流长的针灸文化。

明正统铜人今在彼得堡冬宫

到了明朝正统年间，由于天圣铜人损毁严重，明政府又重新铸造了一尊针灸铜人，史称正统铜人。据专家评价，正统铜人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美学价值，还具有极高的针灸学术价值，既体现出我国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我国针灸学的发展水平。

正统铜人是在正统八年仿天圣铜人铸造的。此后，该铜人一直在明、清太医院供教学用，直到1900年被八国联军侵占后，被俄军掳走。关于正统铜人在清太医院珍藏的情况，文献记载非常清楚，如清光绪间御医任锡庚《太医院志》曰：“太医院署药王庙香案前立有范铜之铜人，周身之穴毕具，注以楷字，分寸不少移，较之印于书绘于图者，至详且尽，为针灸之模范，医学之仪器也。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正统铜人现保存于彼得堡冬宫中国展厅，且属于不完全公开展出品，关于它的身世也就不言而喻了。

乐氏家族针灸铜人来自民间

明朝正统年之后的针灸铜人，当属明代乐家药铺精制药房用铜人，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祖传之物，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比同仁堂的历史还要长出200多年。这尊针灸铜人在同仁堂的博物馆里算是镇馆之宝了。这尊明朝后期铸造的铜人，身长78厘米，重约20.6公斤，通身呈金铜色。周身上下共有穴位360多个，真可谓是“铜人虽小，百穴俱全”啊！乐氏针灸铜人的周身穴位，既有当时宫廷药典所记载的穴位，又有流行于民间医学著作的内容，也就是说，乐氏针灸铜人身上的穴位在秉承宫廷造办的基础上，还有着十分显著的民间实用意义。至今，在同仁堂博物馆里，这具针灸铜人不仅仅是作为古老的医学模型而存在，它还是同仁堂制售药品的奇异标志，在那逝去的岁月里，它曾亲眼目睹了同仁堂中医药产业的兴衰沉浮。

针灸铜人也分男女老幼

到了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考虑到针灸穴位在成人男女以及儿童身上的位置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设计铸造了男、女、儿童的针灸铜人各一座，作为定穴之用。明代民间医家也有铸造，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半跪式铜人就是约明末由民间医家所制，左侧半跪状有异于其他针灸铜人。黄铜铸成整体，体内中空。铜人是一个天真童子模样，高86.5厘米，面目神态安详；左手上举，右手下垂，右腿直立，左腿屈膝跪于柱上，赤身，全身遍布几百个腧穴和经络。我有幸在2003年时，到湖北省博物馆拍到了此件铜人的全貌，当时这件铜人还放在库房里。后来再见面时，已经是2008年在首都博物馆为奥运会举办的精品展中了，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2010年，此件铜人曾和代表楚文化的四件瑰宝曾侯乙建鼓底座、针灸穴位铜人、饕餮纹铜鼓、太阳神石刻共同亮相世博会，在中国馆展出，可见国家以及湖北省博物馆对针灸铜人的重视。

明信片上的“清光绪针灸铜人”

到了清代，又有好几种针灸铜人问世。公元1742年，清政府令吴谦等编辑医学丛书《医宗金鉴》。1744年，清政府为奖励参加编辑《医宗金鉴》的主要工作人员，特铸造了20座小型针灸铜人，每人奖励针灸铜人一座及《医宗金鉴》一部。此铜人全身共有孔穴580个，高46厘米，宽22.8厘米，厚16厘米，实心，整个铜人造型虽欠匀称，但面部却“笑容可掬”，是针灸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现世上仅存一件，今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

朝铜光范文第5篇

在五代十国之外,还有一个由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建立的割据政权,占据北方幽州达18年(895～913年)之久。当时北方藩镇大多被朱温与李克用吞并,唯独占据幽燕之地的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实力仍然强大,与朱、李二家形成鼎足之势。

当时的中原政权多变,战争频繁。刘仁恭一时依附于后梁的建立者,中原最大的军阀、背叛黄巢的朱温(后被唐朝赐名为朱全忠),一时又依附于镇压黄巢起义的沙陀部首领李克用。刘仁恭还凭借燕山之险,在今北京房山区大安山建造宫室,有恃无恐。

后来,刘守光因占父妾,被刘仁恭驱走。于是刘守光自称卢龙节度使,率军反叛回来攻打幽州,囚其父,贬其兄。乾化(朱温第二个年号)元年,刘守光在幽州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遣将来攻,第三年城破,刘守光出逃沧州,途中被擒,斩于太原。

至于永安钱系刘仁恭所铸?还是刘守光所铸?笔者认为乃是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反目前在幽州共同铸造。

刘氏父子所铸永安钱形制厚重,钱文字形粗拙恣肆,可谓别具一格。古钱图谱上所能见到的永安钱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共四种,分为铜钱与铁钱两类,基本上是铜少铁多,且铜钱多属铁母钱,为数至寡,稀如星凤。永安钱行用时间短暂,随着刘氏退出历史舞台而销声匿迹了。历史经历了一千多年,为永安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人已经不识它为何时代所铸造的钱币了。

刘守光因占父妾,与其父反目为仇。夺权后刘守光在幽州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铸造了“应圣元宝”背“捡”、“乾圣元宝”背“百”、“应天元宝”背“万”三种大钱。第三年刘守光即兵败被杀。铸这样的大钱,一是利令智昏,为了加紧搜刮民财;二是因为战争频繁,财政匮乏,才这样滥铸大面值货币。但是,刘守光所铸这三种大钱至为珍稀,传世绝罕,也未见出土,据说存世仅各一枚,实为孤品,无法定价,可惜都在民国初年流入日本。当时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国内对这批钱币的认识反而不甚了了,不明所以。

12世纪中期,金朝海陵王在修建皇宫时曾出土一枚“永安一千”大钱,一时传为神奇,海陵王认为此乃国运昌盛之天意,故特改宫名为“永安宫”。这是第一次发现永安钱。

清朝乾嘉年间,石匠在北京西山掘地得“永安一千”铁钱,有大小两种,房山县农民耕地时也曾得“永安一千”大铁钱。这些永安钱大都落入翁树培、张廷济、鲍康、刘燕庭、戴熙等古钱学者之手。但是对于永安钱的归属,学者们却各持己见,或认为是南唐、或认为是西夏、或认为是北凉,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安禄山叛唐后所铸。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翁树培一人提出为刘守光政权铸行的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前期,屡次集中出土永安铁钱的地点终于在北京房山县西北的大王山被发现,方若、刘体智等据史籍与地面残存建筑遗迹考证该地为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宫馆遗址,从而推定永安系列钱为五代刘燕之物,得到了公众的认同。

1923年秋,钱贩崔季高等结伙带着干粮深入房山县大王山收购永安钱,获永安铜钱数枚,铁钱百余枚。后售予郑家相,郑在铁钱中挑拣了50余枚品相较好的购下,每枚只付了两至三块银元。而在1919年,郑家相在北京向王渭川求购大样“永安一千”铁钱时,仅一枚就付了四十块银元,可见同类钱币出土数量激增对价格影响之大。相对于铁钱而言,永安铜钱的珍贵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民国时期,郑家相、罗伯昭及日本人平尾赞平各自收藏有“永安一百”与“永安一千”各一枚,此外,诸葛韵笙、乔六易、张??伯、张季量、马定祥等仅收得“永安一百”铜钱一枚,陈仲璧、郭若愚各有“永安一千”铜钱一枚。至于“永安一十”与“永安五百”铜钱皆为孤品,旧为戴葆庭收藏,后转归张叔驯,早日流落海外,不知所终。

笔者偶然得到一枚“永安一五”铜钱,在古钱图谱中并无此“永安一五”的记载,属新天地出谱品,由笔者首次发现,令笔者惊喜异常。